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,我随王震将军突围到延安后，进驻山西离石县，当时，组建二纵队，只有三五九旅和杨秀山的一个旅，还缺一个旅的编制。因此，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干部，到山东渤海组建教导旅。这个旅后来改为第二纵队六旅，后来又改为二军六师。我和王少青同志被分在六旅十六团二营，他任连长，我任政治指导员。部队驻防山东阳信县境内王庄。这里有一座很大的庙宇，供奉者王左塑像，据说这里是王左的家乡。王左，就是“王左断臂”抗金的一出戏里的苦肉计王左。

连长王少青是个曾经跟着红二方面军，爬雪山过草地，东拼西杀，千辛万苦，出生入死的老红军。他是苗族人。苗族分生苗和熟苗，生苗生活在山顶上，熟苗生活在山脚下,他家生活在山中间，所以是生熟之间的苗族。他家境贫寒父亲早亡，同母亲一同生活在家徒四壁的破屋里，靠给有钱的苗人放牛放羊为生。红军在四川路过他的家乡，他毅然参加了红军的队伍。他从小在苦水中泡大，吃苦耐劳，性格极为坚强；寡言少语，性格又十分孤僻。说起话来象划豆腐一块一块的，巷道里扛竹竿直来直去不拐一点弯，脾气相当暴躁。

他长的皮肤漆黑，象非洲人，但是并不象非洲人那样皮肤放光头发卷曲。脸上长着一对八字浓眉，一颗门牙露出嘴唇很长，发起脾气来脸一垮十分难看。经常双腿一撇站成八字，双手往后一操，脸一沉，令人生畏。干部战士见了他都怕的不敢出声。但是他对党对军队对人民忠心耿耿，对工作对训练一丝不苟非常认真，只要是党的需要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他没有文化，讲不出什么道理，就是实干。后来在历次战斗中，部队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，是与王连长的严格训练分不开的。他对军事训练极其严格认真，摸爬滚打都亲自示范，三大技术：射击、投弹、刺杀他都是全能。他曾是朱德的射击手。他用严格认真，把连队训练得具有教好军事素质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。只是工作中不讲方法，过分威严，搞的与连队干部战士的关系都十分紧张。这样，也让我这个做指导员的十分头疼，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来解决他与官兵之间紧张的关系。我曾经多次与他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，及时肯定他的工作，对他的简单粗暴也提出过批评，但是效果不大。他照样居功自傲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对，听不进去不同意见。发展到对开小差的战士采取极粗暴的方法。

有一次，他抓回了一个开小差的战士，背着我对其进行了捆绑吊打不给饭吃。更有甚者，一次他在各个通路上下了手榴弹，想要炸死开小差的士兵。那天半夜，通讯员急匆匆的找到我：指导员！连长让我跟他到各个路口去下了手榴弹！我腾的爬起来，立即去找连长。

我说：老王，你在路上下了手榴弹了？
他答：下了，开小差！老子炸死他！看谁还敢开小差！
我说：你把手榴弹下在各路口上，老百姓夜间走路被炸死了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
过了好一会他低声说：我没想过！
我说：老王呀老王，你脑子太简单了，别说炸死老百姓，就是真炸死了开小差的战士，我们两个也是要负责任的！不杀头也要关禁闭，我的王连长同志你错了没有？
他很快回答：错了！
我说：那怎么办？
他说：改！
我说：那好，我们一起去收！

我们来到到现场一看：他削了一些木桩，把手榴弹捆在木桩上，钉在地上，把导火线牵出来用绳子栓好，把绳子横拉在路上，不管是野兽、家狗、牛、羊甚至人，一拌就响，非炸死不可！我们一起拆除了装置。这一夜，我再也睡不着了，就坐在王少青床边和他拉起了家常。我们海阔天高的聊，，后来话题转到他身上，他讲到他从小的穷苦生活；讲到他的母亲还在家受罪，我说，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，我们约定，全国胜利后一同回去看望老母亲。当我语重心长的批评他：带兵的方法不对，态度生硬，没把战士看成阶级兄弟，他们和你一样都是很苦的出身才来参加革命的，这是旧军队的作风，这样会伤了阶级弟兄的心时，他伤心的泣不成声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指导员我错了，你看怎么办？我说：能认识错误就是好同志，明天开个党支部委员会，你先讲讲，主要检讨一下你爱兵观念薄弱，没有把战士当阶级兄弟，以后坚决改正就行。然后让大家对你批评帮助你。第二天在会上，他简单讲了一下，因为不会讲话，讲多了就乱了。我就要大家发言，让大家别顾虑，说连长是真的要改正错误的，请大家帮助他。这样大家踊跃发言，效果很好。

接着，全连暂时停止军事训练。全体党员大会，全连干部战士大会，我都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学习毛主席有关官兵关系的论述，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对连长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。经过一个星期的在整风，扭转了上下级关系紧张的局面，并且制定了，争做官兵关系模范连队的规定和计划。从此，苗子连长彻底转变了作风，成为一个训练严格关心战士的好连长，部队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开小差的士兵，各项任务都很出色的完成。成为一个战斗力强，多次战役打胜仗的连队。并被上级授予：十六旅官兵关系模范连光荣称号。

往后的日子，我一直关心着王少青同志，我们相处象亲兄弟。他年纪比我大，在部队从山东招的一批女兵中，我为他物色了一个女孩介绍给他，他们很快结婚了，感情很好。在攻打陕西蒲城战斗中，他头部受了重伤，送到医院三个月都昏迷不醒，我去看他时，都看到他的妻子在精心守护着他，后来他逐渐恢复正常。这里还有一段插曲：在攻打蒲城的战斗中，他头部负伤昏迷不醒，我命令用担架把他送卫生队。第二天，下大雨，部队从蒲城撤出战斗，分几路纵队前进，忽然，有战士报告我，路上有一个泥乎乎的伤兵躺在那，我前去看摸摸还有气，就命令战士把他抬上，抬了十几里路到了宿营地，，我叫卫生员给他洗干净后穿上衣服处理包扎伤口，卫生员把他洗干净后大叫：指导员你快来看啊！这个伤员是连长！全连的官兵都围过来看，大家一看都哭起来，我也止不住流泪了！（他是让担架队的民工跑了给扔下来的）我们赶快报告卫生队，来人将他送到医院。
解放后，我多方打听，一直没能见到他。新疆的战友说他在新疆，一九九二年病故了。

好同志总让人常思念，我一直很思念他。他负伤后，六连一直没有再派新的连长来。我是指导员兼连长，指挥打了“保卫彭德怀过荔镇”的战斗，连队战斗力很强，这都有红军连长王少青同志的功劳。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山东兵，山东好汉，能吃苦耐疲劳，打仗勇敢不怕死，后来成为部队的战斗骨干，多数成了连排干部，也有晋升到团师级的。

后来，我调到二军工兵团三营任教导员，离开了六连，我很想念六连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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